中广网杭州8月8日消息 有人说，转型就像地球转动，转过去就会看到朗朗晴空，不知这样的比喻是否贴切。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空背景下，浙江人已经习惯了经济指数的加速度增长，然而在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多重制约下，浙江经济这辆高速列车也逐渐减速，或许，惟有换一种思路、转一个方向，才能让浙江人重新感受经济加速度带来的喜悦。管窥之下，浙江经济转型之路如何推进？近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盛世豪研究员接受了本刊专访，对当前浙江经济转型的新形势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认为这之间存在哪些微妙的差别？

　　盛世豪：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对不同时期的产出总量而言，主要指数量增加；经济发展则不仅要求有数量增加，而且要求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与此相对应，所谓增长方式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要更加全面，可以理解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涵盖了前者的含义，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质量、效益、环保等方面的内容，发展方式转变是从调整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结构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形成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换言之，转变发展方式，除了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要求外，还应该从更高层次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还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质量，如结构合理性和发展协调性，特别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区域发展协调性，特别是把强调要。相应的，与转变增长方式相比，其发展动力和途径也更为广泛。在“增长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其目标仅仅强调GDP增长，而提出“发展方式转变”，则更注重发展的合理性和协调性；从发展动力来看，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注重科技进步和人力素质的提高，还包括管理创新，特别重视体制机制创新，如建设服务型政府。

　　记者：您提到，转变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体现在哪里？

　　盛世豪：我认为，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互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两个方面，其中经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上，而经济体制转变则是指经济制度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制度约束或者经济体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而且这种结构转型会促使经济体制机制的一系列变化，从而使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从这个角度理解，经济转型的核心就是结构转型，而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方面，其实质就是在于优化经济发展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因而也就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浙江经济历经哪些大的变动？

　　盛世豪：我认为，过去30年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而如今正面临第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他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是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改革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92年开始，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前两次转型，从体制上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并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也不断得到强化；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浙江从改革开放之初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如今，浙江经济第三次转型正悄然到来。

　　记者：您提出，浙江经济发展迎来了第三次转型，这其中有哪些重要的标志和信号？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盛世豪：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为适应WTO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二是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需求快速升级。四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更高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传统区域性优势产业与当前的宏观需求相错位。二是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不断得到强化，资源要素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土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三是体制方面的转型信号。以往，政府只要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审批等相关的产业政策，就可以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所作为；而现如今面临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少地方政府陷入了无从着力的境地，虽然主观上希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但惯性使然，仍然习惯于以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宏观背景下，政府一方面需要转型，放权于企业，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有所作为，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无疑给地方政府出了一个难题。

　　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预示着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和变迁。

　　记者：那么，在新时期下，浙江经济转型究竟面临哪些根本性的挑战和困惑呢？

　　盛世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有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投资拉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传统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然而，近年来，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200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1％，投资增幅比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低3.4个百分点，相比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分别低5.6和16.1个百分点，投资增幅处于最低位置。投资增幅下降，一方面与全国宏观调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相关。随着投资增幅的明显下降，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出下降趋势。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也可以理解为发展方式的变化，即经济发展正逐步从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这从近年来GDP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可以看出。尽管目前浙江的投资增幅下降是在原来高位基础上的回落，并且从投资率来看也不算低，但是需要正视的事实是，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弱化，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需要重建。

　　第二，增长结构不合理。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当前我国工业的主体，而且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品销售相比较，全国背景下的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品较快增长导致相应行业增长较快，进而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产业层面上明显呈现出增长结构的二元性。这对以消费品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浙江来说，传统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与宏观调控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错位上。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浙江，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相对较大，2006年为21.6％，比全国高6.6个百分点；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仅为32％，比全国低4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产业集群中，附加值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污染排放比较大的产业，产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业有关产业近2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浙江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低。

　　第三，发展成本递增。浙江经济运行总体上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近几年随着出口依存度提高和区际贸易发展，浙江生产的最终产品输往省外国外的比重高于70％。与此同时，资源型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工业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设备，绝大部分靠省外输入。一进一出、一高一低，对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制约，侵蚀了大块企业利润。此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土地、环境的制约，都极大地提高了浙江的发展成本。发展成本居高不下，也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自1999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其差距在不断扩大。2005年，人均GDP增长上升到11.2％，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有8.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幅低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

　　第四，开放经济遭受转型窘境。“大进大出”决定了浙江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和态势，而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目前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一是在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对外出口压力不断加大；二是由于创新能力薄弱，没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和民营企业难以摆脱“被全球化”困境，在国际竞争还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三是随着区域发展的成本提升，大量传统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外迁，传统的生产制造优势面临挑战；四是区域性资本输出趋势日益明显。

　　第五，区域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层次低。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居于核心位置，并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然而，与全国水平相比，浙江从业人员的素质仍然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个百分点。

　　记者：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关于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争论此起彼伏，能否就此谈谈您的个人观点？

　　盛世豪：在浙江经济的产业转型方面，目前确实存在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轻重之争，即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的问题。浙江长期以来以传统轻纺、加工工业作为其优势产业，而重化工业相对来说处于弱势。目前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虽已超过52％，但和全国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落后7－8个百分点。浙江近年来重化工业的发展与全国的宏观局势有关，这几年，随着全国性的产业升级以及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重化工业发展势头良好，相比之下，浙江的轻纺工业却面临激烈竞争，成本日渐提高，市场渐趋饱和。在此形势下，关于浙江产业发展方向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重化工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并推动其进一步升级。我比较赞同在原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浙江作为工业大省和轻纺加工工业强省，其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占有绝对优势，然而，近年来制造业发展也面临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压力，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以来，浙江工业利润大幅下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人均发展水平来看，浙江已经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新阶段，此时，应该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第一，制造业本身在升级，包括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也同样需要服务业为其提供资源，在现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其附加值并不是靠制造业本身来创造，而是更多的靠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来创造，如设计、品牌、知识产权。第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三是虚实之争。我们以往在促进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往往是通过一些有形的因素，如土地、资本、项目来促进产业的发展，而现在经济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却是通过无形的投入，包括知识创新、人才培训和信息化。世界知名企业，其有形资产往往不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往往是经由品牌、商标、知识产权、创新得以构筑，然而现在浙江不少民营企业还没有形成这一理念，还没有走出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标的初始发展阶段，表现在经营行为上是重视多元化，重视规模扩张，重视市场份额，而忽视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忽视专业化，忽视品牌和附加值，等等一系列无形资产或知识的作用。

　　记者：从政府角度而言，应该如何加快推动当前的经济转型步伐？

　　盛世豪：根据经济转型的主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创新体系的内涵包括创新、信息化和培训三大支撑。因此，创新强省，不仅要强化创新投入，而且要把信息化、培训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第二，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是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为继。无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创新需要的是“知识精英”，而不再是“草莽英雄”。因此，要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通过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吸引全国优秀生源，鼓励高素质人力资本在浙江创业创新，进而为提升浙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不竭的要素资源。

　　第三，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要顺应区域产业转移趋势，主动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浙江经济结构向更“轻”更“新”更“高”发展。（更“轻”是以促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作为产业升级的目标，大力发展以研发、设计、营销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更“新”是加快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以及促进传统产业商业模式创新，更“高”是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产业和产品。）

　　第四，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促使地区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要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制、转变政府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产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体制和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公事的市场化改革，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第六，增强民营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开放型经济层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浙江的开放度相当高，但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却不高。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各种联系，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设场厂、建立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浙江发展。